互联网医院: “神州模式”,还是“优步模式”?

发布时间:2017-09-18

 

 

本文首发2017年8月10日《南方周末》

作者:南方周末记者 李在磊  南方周末实习生 温芮

互联网医疗平台正越来越多,但监管政策却悬而未决。摆在它们面前的,除了牌照问题,还有在趋严的监管尺度下如何选择模式的难题。

近日,河南省栾川县陶湾镇一位村民给张进生寄来一封感谢信。张进生是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友德医”)副总经理,专注远程医疗。

这位村民刚刚30岁,体重就达到了90公斤,血压在150/120位置居高不下。2017年3月,友德医接诊点开进村里,借助互联网技术,这位村民在离家不远的社区诊所就可以得到省城专家的定期诊疗。

像友德医这样的互联网医院正越来越多,2016年11月发布的《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(2016)》显示,2014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达114亿元,2015年市场规模已达157.3亿元,增长率为37.98%,其中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42.7亿元,增长率为44.7%。

“互联网医院,解决了资源不匹配的问题。”张进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,互联网技术原本可以做到更好。从技术层面讲,完全可以做到患者坐在家中,远程接受治疗,这样一来对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更为方便。

但是,他们却选择了成本相对较高、把接诊点下沉到社区的发展路径,坚持患者在“医疗机构”当中进行诊断行为,通过收取一定诊疗费以及药品抽

成的方式,与基层诊所、药店合作。这样一来,虽然牺牲了患者的便捷度,但是却降低了很多“风险”。

这其中就包括政策风险。两个多月前,网络空间流传出一份《关于征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(试行)(征求意见稿)和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),就在互联网医疗界掀起轩然大波。

《征求意见稿》提到,国家对互联网诊疗活动实行严格准入管理,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,“不得使用互联网医院、云医院、网络医院等名称”。

其中,争议最激烈的一个条目界定了互联网诊疗活动的范围,称只有“医疗机构间的远程医疗服务和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慢性病签约服务”才能进行互联网诊疗活动,其他形式的互联网诊疗活动“不得开展”。若照此意见实施,患者在家中接受互联网诊断的行为将被禁止。

“如果真这样,那就没得玩了。”互联网医疗平台丁香园公关总监陈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据澎湃新闻5月11日报道,国家卫计委相关工作人员针对网络流传的《征求意见稿》给出回应称,“这个文件目前还没有公开发布,还只是征求意见稿,以后肯定会有变化。”

“神州模式”与“优步模式”

当时,《征求意见稿》刚一流传到网络空间,就在互联网医疗行业炸开了锅。“微信群里都在讨论,正热火朝天发展着呢,忽然来了这么一下。”友德医策划总监宋忠雷说,当天晚上,他们几个管理层聚在一起,反复研究政策走向。之后,张进生还带着他们的医生专程跑去北京,找专家、熟人了解虚实。

研究很久他们发现,尽管有很多条条框框,但若新规真要施行开来,反而对他们有利。因为这一条规定实际上是表示,互联网医疗诊断行为只能发生在机构与机构之间。而一直以来,友德医一直在致力于开拓基层医疗诊断点。

“广东省差不多都有覆盖,现在慢慢走出省外去。”张进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,市面上不同公司运营模式不一,而他们原本就是医院业务的延伸,各种牌照、资质天然依托于医院,所以有着很强的医院基因,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在基层的诊所、药店设立诊疗点的路径,由医院的医生专职在线诊疗,患者在基层诊疗点就诊。“诊疗点、药店是我们的直接客户,患者不是。”

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,会给不同运营模式带来冲击。丁香园公关总监陈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目前市面上的互联网医院平台,主要分为两种模式,一种类似于友德医那样依托于医院,医生为原有职工,医疗资源自持模式;另外一种是主要负责建立平台,患者在平台挂出求诊订单,注册医生可以像网约车抢单一样,接单看病。

前者类似于自办车队的神州专车模式,而后者则接近于共享形态的优步模式。

相对而言,“自持”模式稳扎稳打,本质上是医院的延伸,但是,囿于地域限制,就诊点覆盖不到的地方,则无法展开医疗服务,再加上实体医院运作效率的羁绊,业务规模有限,难以培育成为全国性的大平台。

优步模式更为普遍,突破了空间限制,也是较多平台采取的模式,但他们面临诊疗资质的问题。而只有拥有牌照的机构,才可以展开诊断行为。

在2017年5月举办的“2017第十三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”上,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把互联网医疗分为查询、咨询、挂号、支付为主的非核心业务,以及看病、开药为主的核心业务。他表示,涉及医疗核心的诊疗业务,“一定要强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资质问题”。

“B2C” 还是“B2B”

广东景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景联科技”)CEO杨晨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,利益冲突以及风险控制两个因素,使得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障碍重重。景联科技2011年成立于广州,已取得互联网医院牌照、医药公司牌照、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牌照。其采用的是优步抢单模式,对政策变动更为敏感。

他举例说,孕妇对于怀孕期间出现的一些状况,更多的是在生病和不舒服之间的一种需求。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去了解监测信息,根据信息给出建议。“也许第三方机构会比医疗机构做得还好,因为它的服务好,会更升级,甚至可以上门。”

杨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是主要的医疗服务体系,上文所述的远程诊断,会分流走很多医院的患者,对既有医疗服务市场形成一波冲击,这实际上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。

当然,医疗监管部门有意识地把在互联网上收费的咨询、诊断、会诊,都叫做互联网医疗,纳入监管范围,也是出于对患者医疗安全的考虑。

跨过前期咨询服务,到了导医阶段,仍然存在监管风险。“这个赚钱就变成黄牛党了。”杨晨说。

再往下发展的求医阶段,情况更为复杂。

患者生病后,大多会选择到医院排队就诊,但是一些常见病、慢性病的患者对病情比较了解,只是需要一个医生指导其抓药即可。但是如果没有处方,无法在药店买到处方药。这是出于医药安全的角度出发,所做的一个合理规定。

这就催生了较大的需求。“这时候如果是线上有处方权的医疗机构在线上进行服务,对于患者就很方便。”他说。

核心业务的资质问题,比较集中体现在是否拥有“处方权”。“现在几个大的平台都有牌照了,但是整体上还是管理很严格。”丁香园公关总监陈磊说,机构如果没有处方权,医生最多可以建议患者吃什么药,但是开不了药方,没有药方患者无法购买到处方药。

他说,没有取得牌照的机构,以后再申请医疗资质的难度会加大很多。已经取得资质的机构,行为也将受到更大的约束。

换言之,互联网医院监管的第一步,是对处方权的管理。对于取得处方权的优步式平台而言,患者通过互联网诊断之后,互联网医生直接开出电子处方,传递至第三方医药平台,医药平台即可根据处方向患者配送药物。

这就又涉及另外两个问题。医药对温度、湿度等环境要求较高,配送机构是否需要特别监管,或者设立准入门槛?以及,患者在家中看病是否符合监管要求?

“以前就发生过医生下班之后,在家里看病出问题的案例,赔了很多钱。”友德医副总经理张进生说。

对于神州模式的互联网医院而言,诊疗行为发生在机构与机构之间,政策风险相对减低很多,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。他们设立的诊疗点,除了村、社区卫生站之外,有一定数量的机构设立在药店之内,医院开出处方,直接在药店抓药。但是,药店属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医疗机构,也处于模糊地带。

《征求意见稿》最大的争议点在于,诊疗行为必须发生在机构与机构(B2B)之间,还是机构与个人(B2C)之间也可以发生诊疗行为?

症结还在于“医改”

“整个医疗体系很大的症结就是医生的不自由。”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姚泽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医生被束缚在公立医院内,导致医生作为整个医疗系统当中最宝贵的资源要素,没法得到合理的配置。姚泽麟长期研究医改课题。

他认为,这一基本医疗机制不能改变的话,医生没能从公立医院的束缚中解脱,即使加入互联网医疗,也是作为兼职来做,不能全心全意投入。“他的主业还是在公立医院里面,而且会对他去参与互联网医疗带来一些约束和限制,甚至直接的障碍。”

若按照《征求意见稿》新规严格执行,如果友德医的诊疗点覆盖不到河南省栾川县陶湾镇,那么患有高血压的村民,就无法享受到互联网医疗服务,要想诊疗自己的疾病,仍须定期到大城市的医院排队、挂号。

陈磊认为,互联网医疗的意义在于,打破区域医疗资源的不平衡,基层的医疗基础本来就薄弱,如若互联网医疗行为仍只发生在医疗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,那么便失去了互联网医疗的意义。

杨晨关心的则是另一个问题——互联网医疗将来能否纳入医保。

他表示,医疗服务、医疗费用最大的支付方还是医保,目前阶段互联网医疗还没被纳入医保。这也意味着,需要通过社保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,会主动放弃互联网医疗服务。这严重削弱了互联网医疗的市场份额。

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监管困境。互联网是扁平化的业务模式,面向全国开展服务,但是医保却与地级市绑定,在全国有几百个独立核算单位,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,享受到的医保政策也千差万别。

“比如在上海这个可以报80%,在广州可以报70%,可能在甘肃就不能报,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情况不一样,政策也是不一样的。”杨晨认为,互联网医疗纳入医保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。

不过,变化已经在银川发生了。从2017年3月19日起,银川市民在好大夫在线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看病,不仅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,而且纳入门诊统筹,按比例进行报销。此举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。